刘奕君
刘奕君《伪装者》剧照
原标题：刘奕君：不演坏，不演好，只演真
温文尔雅甚至有些“反差萌”的刘奕君，最近几年却带给大家一摞最具“杀伤力”的反面角色。
《远大前程》中的大魔头张万霖、《橙红年代》中的毒枭聂万峰，隔着屏幕都让人不寒而栗。而《琅琊榜》中的谢玉、《扶摇》中的齐震、《猎狐》中的王柏林等角色，则呈现出了奸诈狡猾、心狠手辣之外的饱满、立体和复杂。
刘奕君不认同将他的角色称之为“反面人物”或“反派”，他用自身成熟、细腻的表演重新定义一种正邪莫辨、善恶兼之的变化中的荧屏形象。他敏感地捕捉人物心思，追求表演的复杂性、多变性、不确定性，呈现人物更加丰盈、诡谲、厚实的一面。
接受专访时，关于表演，关于角色，关于态度，他愿意敞开心扉讲给观众听。
演戏就是演“细腻”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《猎狐》中的逃犯王柏林被押解回国途中凝望熟悉的故土痛哭流涕。在人性恶之后，角色回归人性的东西触动观众。演反面角色有何诀窍吗？
刘奕君：其实，我不太认同“反面”“反派”这类词。包括我自己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不是黑就是白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。小朋友们做游戏时，都是玩好人抓坏人。但是，人有那么绝对的好或不好吗？有绝对的善恶吗？都是相对的。
《猎狐》中的王柏林对家庭来说是一个好父亲，是一个好丈夫，但作为上市公司CEO，他草菅人命，走上经济犯罪道路，绝对十恶不赦，是个大坏蛋。但站在剧中人物这两个立场上，似乎也不能说他是绝对的坏人。都是相对的，人性永远善恶并存。
创作一个角色，一定要抓住人性这种复杂性、多变性和不确定性，角色让人捉摸不透，才具有吸引力。更要用一种大局观来看待角色。演员一定要站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看世界、看人间，才能知道角色到底应走向哪里，是善一点，是恶一点，还是其他样子。表演中，要做的是传递给观众一个真实的，让观众能产生共情，能感知到的活生生的人。
影视剧里也有很多“大好人”的角色，观众看不进去，代入感不强，其实就是真实感不够，观众产生不了共情。人本身就是复杂的，如果你塑造的人物善恶并存，让人五味杂陈，那么角色就能与观众产生共通点，观众会相信你的角色，进而相信虚拟的故事，愿意去品味角色的人生，经历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。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能否具体谈谈如何让角色呈现复杂性、多变性和不确定性？
刘奕君：比如，《猎狐》最后有一场王柏林在美国监狱中得知女儿失踪的戏份。剧本中写的是，王凯饰演的夏远和王鸥饰演的吴稼琪正对王柏林进行审问，美国警察来了，告诉王柏林他的女儿失踪了。王柏林情绪激动暴力袭警被强行拽走，他边走边向夏远求救寻找女儿。导演还希望王柏林自愿说出让国内警察帮忙找女儿，他同意被押解回国。这样的话王柏林的情绪会转好几个弯，台词都说不完，更没办法表演情绪变化。
我认为这场戏是王柏林内心发生转变的关键节点，就跟导演提出了我的表演方式：王柏林对美国警察愤怒了，但又迅速冷静下来，坐下后用两手捂着脑袋，这时王凯、王鸥都没有台词，我饰演的王柏林开始掌控一切，他抬头用戴着手铐的手把眼镜拿了下来，定定地看着夏远和吴稼琪，说为了女儿愿意配合警察。这是全剧王柏林唯一一次摘下了眼镜。眼镜是一个符号，对王柏林来说它象征着道貌岸然，是一种伪装，但我让王柏林摘下了眼镜，摘掉了伪装，展现了他的真实，他一直以来的对抗状态消失了。这场戏稍微调整了一下，所有角色都在状态里面，出来了那个感觉，导演和制片方也认可，人物也增彩，这就挺好。
所以，演员得敏锐地捕捉到角色身上这些可能的闪光点。角色的真实感、非真实感差别在哪呢？差别就在于你有没有去捕捉这些东西。也可以说，演戏就是演“细腻”。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会经常遇到对角色提一些合理改善建议的时候吗？演员二次创作的自由度有多少呢？
刘奕君：演员一定要以编剧的剧本为蓝图，要充分尊重导演、制片方、对手演员的意见，再进行合理的二度创作。加入自己的想法，一定提前跟合作演员沟通、商量。
其实，剧本已经给演员提供了表演空间，但我有时还是会不满足，还处于饥饿的状态。我总是想让人物再饱满一些，就会去琢磨剧本中字里行间那些潜在的东西。幸运的是，我遇到的导演、演员都不错，个人表演上的想法基本上都实现了。
我选择了这样塑造角色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观众评价你的表演游刃有余、驾轻就熟。有没有一个角色让你觉得确实是难演的？
刘奕君：《父母爱情》中的欧阳懿是非常难演的角色。欧阳懿是一个很真实的人，他有文化，清高，有知识分子身上爱发牢骚、爱出风头的毛病，但他又很可爱，很真。
欧阳懿很难演是因为他“三级跳”，角色横跨“文革”前后，还有老年戏，每一次出场都不同，观众不知道他以前经历了什么，但角色要带着那十年刻下的气质，让观众看见他受时代冲击的样子。经过一两场戏把他每十年的遭遇都释放出来，这个角色难度非常大。
而欧阳懿老年时代又活成了老顽童，炒股、网恋像孩子一样，十年动乱对他的冲击已然变成遥远的记忆。有一场戏是，欧阳懿故地重游落难时的小黑山岛，心情非常激动。拍摄那场戏时，我跟孔笙导演商量加了一段欧阳懿站在船头吟诵苏轼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的画面。欧阳懿虽年事已高，但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正是他当时的心境。
欧阳懿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只能说他很真实。说到底，演戏别演好人，也别演坏人，就是演真实的人；别演好，也别演坏，就是演真。观众对这些角色产生共鸣，就是看到了真的东西，能够共情的东西。
不是我选择了这些所谓的亦正亦邪、善恶并存的角色，而是我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去塑造这些角色，让角色好看。只有这样演，我才会觉得幸福，才会依然保有我当年学这一行的初心。在创作上面，我追求的永远是情感的细腻，对角色挖掘的深度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戏痴，但我会永远这么做下去。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你持续多年每年拍好几部戏，对每个角色高度投入，会有一种自我被消耗的感觉吗？
刘奕君：消耗肯定是有的，每一个角色都特别耗神。有一段时间工作量很大，我太太和孩子去拍摄地探班，但我早上天不亮就去化妆，走时孩子还在睡觉，晚上回来孩子已睡着了。家人在也是天天拍摄，没办法调整时间，就觉得好痛苦，真的想哭。也是有这种情绪快崩溃的时刻。
但我觉得自己还能撑几年，现在觉得每个接到的角色都可以演好。除非有一天实在是太累心了，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，但现在我创作的欲望还比较强烈。我觉得我人生中还有很多丰富、精彩的东西没有完全展现出来，还在等待着哪个角色、哪个剧本有这种缘分。
我不怕接任何类型的角色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这个年龄是反哺角色的最好年龄吗？
刘奕君：年龄是一个方面，真正给演员加分的是阅历。
我不是一个一毕业就非常幸运的演员，我一路走来是一个一点点积累的过程。其实，我应该感谢生活，感谢锤炼、磨砺自己的那些不如意。梵高30多岁画出了世界上最贵的画，不是年龄的问题，关键是人的经历。说白一点，经历了太多苦难、不如意，自然就会对社会、对人思考得更深刻更彻底。
但是，有一点比较遗憾，我们这个年龄的演员没有情感戏可以拍，如果给我一个中年爱情戏的角色，我一定会让大家惊喜。到了我们这个年龄，人生阅历有了，对爱情、亲情、家庭的感悟都可以塞在人物关系里，会呈现出剧本上没有写的东西，会更饱满，因为我们就生活在那个状态里。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所以在影视剧中“中年演技派”配角群戏出彩成为一种现象。你怎么看中年演技派的崛起？
刘奕君：群戏出彩也很好，影视作品就是大家相互配合的艺术。配角们完成自己的功能、任务，主角们完成他们的功能和任务，都是在为这个故事服务。所以还是得故事首先要精彩，要真实，故事不精彩配角、主角也都失去意义。
从我个人来说，我刚毕业时的上世纪90年代，第五代导演们争先恐后拍摄的是《红高粱》这类原生态电影，没有偶像剧，影视圈也不流行年轻漂亮的男演员，长得越好看导演越不用。而到了我这个岁数，感觉可以演那种气质的影片了，但题材又完全变了，那些晦暗的、原生态的东西已被遗忘，观众喜欢看的是“甜炸的”“傻白甜式”恋爱故事，很多自己想演的角色没有了。
人生真是不如意十之八九。但是千万别给我机会，只要给我1%或10%的机会，我就能从石缝里长出来。我不怕接任何类型的角色，是骡子是马可以开拍现场见。
